思考“中医文化”这一主题时，应该对“中医”一词的含义进行反思和审视。“中医”之“医”与“西医”之“医”并非同义词。“中医”之名，乃因西方医学进入中国而来，国人欲与之“区别”而兴起，至今不过百余年，但已在一般人心目中将两个“医”字等同看待。实则，二者有着巨大的差别。随着大众文化素养的提高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从根底上理解中西医的差异。

中西医之别在于文化土壤不同

西医是文艺复兴后由宗教场所分化出来的，不可避免地带着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烙印，但因同时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，又本着“现代理念”（也可以说“工业化理念”）而发展。自其成为一种专业、职业、学科起，即被归为自然科学一类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西方自古希腊—罗马开创的学术开始分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领域，而且随着“现代性”的发展，两个领域的距离越来越远，时至20世纪，两个领域已互不关涉，而且形成了严重的对立，但其二者的发展演变之路却十分相似：内部分支越来越多，学科越分越细，细到被西方自然科学家戏称的“碎片化”。这也正符合从中世纪到现代西方二元对立的理念。在这种历史、社会环境中，西方医学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：人是物质的；身体和精神是二元的；人体就是一台台机器，由多种部件组成，是可以拆卸和组装的；最终人类对自身是可以完全认知的；任何认知必须经过实验的证明，经得起反复验证，因而所得结论具有普适性。

中医，则是中华民族在上万年的农耕生产与生活实践中，在与大自然相处、适应大自然的变化过程中，亲身体验、随时观察、不断总结而形成、发展、壮大的。这和中华民族对社会和宇宙的观察，和基于对主观和客观世界进行反思和冥想所得到的结论完全一致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我引用《黄帝内经》的一段文字为例：

黄帝曰：余闻先师有所心藏，弗著于方。余闻而藏之，则而行之，上以治民，下以治身，使百姓无病，上下和亲，德泽下流，子孙无忧，传于后世，无有终时，可得闻乎？

岐伯曰：远乎哉问!夫治民与治自，治彼与治此，治小与治大，治国与治家，未有逆而能治者也，夫唯顺而已矣。顺者，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，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。

“心藏”，盖即“非常道”“非常名”的奥妙，也就是佛家所说的“不可言说”。黄帝知其非语言可以表达，还是要问，目的是既治民，也治身，以达万世太平。岐伯以一个“远”字赞叹黄帝之问，不仅是针对黄帝意欲传于子孙而无有终时的意思，也有指其问已经高升至超越现实人间，进入玄而又玄的境界，也就是形而上层次的含义。随后，岐伯把“治民与治自，治彼与治此，治小与治大，治国与治家”贯连起来，也就是指出万事万物之理是相同的。而此理，不过就是“唯顺而已矣”。此“顺”字，也就是道家所崇仰的“自然”。这一思想，自南北朝到宋代，被儒家充分吸收，归结为“理”“天理即人理”，完成了从先秦比较笼统、感性的认识转化为精细、理性的论述，而且“下学而上达”，影响了千年来的执政者，又普及于城乡百姓，使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根基筑得更深、更牢、更广。

与西方医学相对照，中医的特色就显现得更为清晰而深刻了：中华文化中的整体观（“万物一体”，“人”亦一体，身—家—国—天下一贯）、中和观（“允执厥中”）、同异观（“理一分殊”、共性与个性）等等。中医治病讲究辨证论治、疏通顺和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给“中医”之“医”附上一个含义：此“中”字，即中庸、中道之“中”；中医者，中和之医也，它不只是形而下的“器”，同时也兼有形而上的“道”。

发展中医任重道远

如此一个世界上几乎是独有的、传承了几千年的医道，为什么在近百年来却抵不过只有不到200岁的西方医学，经历了多次几乎断绝的噩运，至今还需要人们呼喊，为自己是不是“科学”而辩争呢？根源就在其自身的停滞甚至后退，而这种停滞又是制度腐朽、积弱积贫、社会麻木、文化不振的结果。

关于中国医道和西方医学孰优孰劣的争论，大约起始于洋务运动时期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谈何容易!“体”既羸弱而不自信，怎能越过存在于“医”背后的宇宙观、价值观、伦理观的差异？于是上世纪20~30年代甚至出现了“废止旧医”之议，而当时的政府崇尚西医，任中医自行生灭，直到新中国成立前，西医已呈压倒之势。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制订了中西医结合的方针，中医从此获得了“起死回生”的大好机遇。中西医结合，这是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，也是中华民族“中和”文化的体现。60多年来，中医的命运也有所起伏。幸亏国家保存、出版了大量优秀典籍，许多名医各有传承，同时有广大人民对中医的认可。古人有云“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”，完全靠父子相承的期望已不适用于今天，我们可以把“三世”解读为师生相传的过程，这样就显现出中医重视经验积累、讲究继承和发展的精神了。现在，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医的时代到来了。这真是国家兴则文化兴，文化兴则中医兴啊。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中医，制订了相关法律法规，全面小康社会对健康和康复有着前所未有的迫切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。现在的确是中国医道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

但是，我们做好飞向未来的准备了吗？我的回答是：没有，而且距离时代和人民的期望还很远。要积极而又稳步地把中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，发挥出更大的威力，除了国家、社会的支持、保障之外，国际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，而中医自身也须回答并解决一系列问题，就此我列举几个问题：

第一，中医何以能够延绵数千年，屡遭社会动荡却能衰而复起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除了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自身的医学史之外，还应从文化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欧洲史、殖民史、博物学（动、植、矿、土）、物理学、气象学、天文学等等多个领域的视角综合、融汇地考察。

第二，构成百年来中医沉寂乃至萧条的主、客观因素有哪些？

第三，中国医道是“科学”吗？说它是“伪科学”，“真科学”在哪里？判断真伪的依据是什么？这依据或曰标准是谁制定的？

第四，为什么许多国家的政要，甚至主管医药卫生的高官，纷纷跑到中国来看中医，或在该国的中医诊所就诊，而中国不少有钱人却要到国外找医生？

第五，为什么绝大多数中国百姓相信中医（《中国青年报》2006年调查），而在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与之倒置？

第六，中医以治未病、欲病、已病和助人康复著称，何以现在“养生”的商业气氛浓于医界？世界独有的成系统、有理论的养生学怎样走向世界？“亚健康”其实就是“欲病”，中医怎样担当起解决这一现代社会相当普遍性困扰的重担？

第七，在“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”的事业中，中医应该并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？

第八，“中西医并重”“中西医结合”在体制、机制、人才培养、药物保障等方面，需要采取些什么措施？志在中医的年轻人，应该先打好什么样的基础？是中华人文、中国哲学、中医基本医理？还是解剖学、西方病理学、药物学、传染病学？

…………

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，发展中医之道、弘扬中医之“仁术”“精诚”的精神，并不是和西医唱对台戏，更不是反对或排斥西医，但是要想达到中西医并重、结合和融汇仍需要不断努力，这是一个跨越式的提高和发展。